中国半导体：不高估BBIN BBIN宝盈对手不小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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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国升级了对华出口管制措施。没几日，SK海力士、三星、英特尔和台积电相继从美国商务部获得为期一年的豁免授权，意味着这几家企业未来一年在中国生产、销售产品暂不受阻。

　　但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企业要面临限制。根据新规，美国将限制用于在中国生产18纳米以下DRAM、128层以上NAND闪存、14纳米以下逻辑芯片的生产设备的出口。

　　耐人寻味的是，豁免的这几个厂都属于CHIP4（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联盟。也有分析认为，对美国而言，将新规落实落地离不开南韩的协助，若韩企受到不利影响，南韩政府将难以积极配合美方措施，因此美方暂时对韩企给予豁免待遇安排。

　　这种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美国半导体被日本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时，通过扶持韩国三星来反击日本的芯片竞争。

　　所谓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那段历史，浅谈我国半导体产业当前处境和对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公司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工订单，开足马力生产军需物资，使得日本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发展恢复，不仅摆脱了战后经济恶化的困境，更为后面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莫定了基础。

　　1953年，索尼通过购买美国芯片技术授权，设计出了首款晶体管收音机，自此，日本正式踏入了全球芯片产业。当时冷战伊始，日本地处前线，所以美国人对日本发展自己的半导体技术相当宽容，甚至还慷慨地向日本转移了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等数百项技术。

　　与美国同期以军用为主的市场不同，日本在引进美国技术后致力于开发民用市场的创新产品。日本通过低端产业链的进步，在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方面持续改良，凭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其产品开始逐渐向美国及世界渗透。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横扫美国家电市场。

　　但是在高技术行业的芯片行业，比如计算机、测量仪器、控制装置用逻辑电路比较多、速度比较快的高端芯片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日本和美国还存在巨大的技术差异。

　　为了赶超美国，日本政府出手了，采取了后来被屡次证明有效、今天也正在被我们使用的策略，那就是：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1976年，由日本通产省牵头， 720 亿日元（约2.36亿美元），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NEC五大公司作为主轴，联合电气技术实验室（EIL）、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组建「VLSI 联合研发体」，研发集成电路。

　　历史上，日本曾经成立过各种“研究组合”，但由平时互相竞争的企业各自派人组织在一起，这还是头一次。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创者，47岁的垂井康夫被任命为联合研究所的所长，他指出大家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在基础技术开发完成后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开发，这样才能改变日本在国际竞争中孤军作战的困局。

　　在垂井康夫的领导下，各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融合，仅仅用了4年，到了1980年，日本VLSI联合研发体，宣告完成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项目实施的4年内共取得了超过1000项专利。

　　经过10多年发展，各种芯片制造技术，包括光刻，刻蚀，设备，工艺、材料等等，日本联合攻关，技术突破，形成了完整的芯片产业链。日本存储芯片企业乘胜追击挑起价格战，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单片价格一年内暴跌了90%，从1981年的50美元降到1982年的5美元。

　　更让美国人窒息的是，日本产品不仅成本低，质量还超过美国同类产品，日本产品疯狂冲击美国市场。

　　美国半导体行业亏损20亿美元，失去2.7万个工作岗位。1985年，英特尔被迫关闭了7座工厂，裁员7200人，退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业务。这场美国与日本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之争让它亏损了近两亿美元，是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在英特尔最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施以援手，购买了它12%的债券保证现金流，这家芯片巨头很可能会倒闭或者被收购，美国信息产业史可能因此改写。

　　日本芯片产业的崛起使昔日的老师，一向以芯片先进技术自居的美国产生了屈辱感。

　　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挺身而出，向大众喊话，“日本人正在撕破我们的喉咙”，并牵头成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以屡试不爽的大招——国家安全为由，“凭借实力的地位”动用另一只行政的手，成功煽动一场符合底层民意、中层心意、高层旨意的贸易战，气势汹汹地向日本开来。

　　1986年9月，日本迫于压力，与美国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停止所谓倾销，并强制性地为美国芯片公司预留日本20%的市场份额。协议的签订让美国借助政治手段暂时压制了日本几大企业在全球芯片市场的优势，不仅企业面临严苛的商业限制和舆论压力，产品关税也提高到100%。

　　1987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防电子技术的依赖性》报告，指出必须在贸易领域实施防卫。美国政府断然否决了日本富士通对仙童半导体的收购。

　　1989年，《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迫使日本开放知识产权和专利。5月27日，迫于美国压力，日本警察厅逮捕了两位东芝集团高管，因为他们违反“巴统”禁令，向前苏联出口了几台先进数控加工机床，这就是著名的“东芝事件”。

　　但两年后美国半导体份额依然不足20%，不得不再次强迫日本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规定五年内美国半导体产业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必须要从10%提高到20%。

　　为了瓦解日本的芯片行业，美国人还需要扶持一个小弟帮助狙击日本，同样有美国驻军的韩国就成了美国选中的对象。

　　美国人很大方，马力全开地给三星输血。他们支持三星在硅谷成立研发团队，300多名美国工程师加入其中，使三星仅仅用了3年就掌握了256K内存的关键技术。

　　当然，韩国也是眼看着美国存储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们自然也很清楚美国的担忧。

　　对此，韩国企业多次表达炽热忠心，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花了大价钱进行政治游说，“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人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美国希望用韩国来牵制日本，他们最后只是象征性地征收了0.74%的反倾销关税，而对日本半导体企业则是100%的反倾销关税。

　　到1996年，日本占全球市场比例已经不足30%。日本半导体行业面临全面衰退。

　　21世纪初，作为日本仅存的一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企业，尔必达在与三星的竞争中落败，于2012年2月破产后被美光科技并购，这标志着日本厂商彻底退出了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产业。

　　这些途径今天看来一如既往的眼熟：制裁日本头部公司，征收反倾销税，发起贸易战，和现在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行业如出一辙。属于美国传统艺能。

　　当前是21世纪的20年代，和当年美国打压日本（20世纪80年代）差不多相差了40年时间，所处的大环境完全不一样。

　　当时，windows系统的诞生、IBM兼容机的推广，改变了需求市场。快速更新、持续爆发的个人电脑，早已不需要质保期长达25年的芯片，就像大家不会买3米摔下来也不会坏的彩电一样。而日本企业往往会把工艺工序搞得很复杂，导致效率低下，推高了产品成本，很容易在技术更新换代时被淘汰。

　　此外，日本一直采取的是IDM模式。甚至在互联网兴起的时候，日本手机市场还是由 NTTDoCoMo 几大运营商主导，手机厂商按运营商的思路定制手机和应用，系统非常封闭，因此缺乏创新动力，对新趋势不敏感，在手机更新换代时，被高通、博通联合台积电的代工模式，迅速超越。

　　所以说，日本半导体行业从如日中天到一蹶不振，固然离不开美国的连番打击，但是更多是日本当时的骄傲自大和固步自封，对市场反应慢，没有抓住当时正值全球半导体产业大变革时代的潮流。

　　从本世纪开始，半导体产业其实已经没有再发生特别大的变革，可以说半导体模式已由高通、博通、台积电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奠定好了。现在的半导体行业，更多的是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善，比如更先进的制程技术。

　　因此，当前阶段，如果我国半导体能利用成本优势，凭借更高的性价比以及更好的配合度参与市场竞争，还是有非常巨大的机会。

　　日本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他的产品需要出口美国，否则大半的市场就没有了。信息产业市场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兴起，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中国完全不一样。依靠中国庞大的ICT产业集群，中国市场本身，就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市场的半壁江山。

　　正如任正非曾经感叹道：“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而一代人才的成型，也需要时间。

　　就像上文中所述，日本从切入半导体到超越美国，在国内全产业通力合作、兵团作战下，用了30余年。美国打压日本，从正式出台政策到重新夺回半导体“头把椅”，也花了数十年。

　　反过来说，我们面对美国现在卡脖子的风险，老是幻想一夜之间就能突破，这个就有些不切实际。当前，推进国产线建设确实时不我待，但要切忌盲目求快、拔苗助长、急功近利。

　　产业发展之初，资本对其有促进和壮大作用。回看美国在2000年前后在二级市场创造的互联网科技泡沫，的确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今天，美国的科技巨头都是20年前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中国芯片企业与国际巨头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想在先行者大军里出一条血路脱颖而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和产能提升。

　　当前背景下，要理解和呵护市场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形成财富效应，如此才能吸引更多高端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加盟，推动中国的芯片行业的发展壮大。

　　但是资本做好了自然利国利民，资本泡沫过度，比如投机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折戟沉沙。

　　新规中，其中一项关于对“US person”的活动限制，虽然并非“一刀切”地禁止“美国人”参与中国半导体的任何活动，但是再次凸显了我国半导体行业人才缺口的紧迫性。

　　就像李秉詰始终标榜“三星第一”主义，无论在什么时候，三星都要做到最好，而“三星第一”精神的基础，就是他的“人才第一”主义。李秉詰对人才非常重视，他曾经说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市场和资本能引导人才和技术，但技术是随着人走的。就算我们能买到先进、高端设备，但没有能够研发高端设备和工艺的人才也是徒然。如果我们能培养50万名有经验的产业人才，我们才有自主研发的能力。

　　但是当前美国对我国先进制程“卡脖子”，而尖端工艺这种又需要大量投入且短时间很难赚钱，这时候先进制程可以由政府主导，不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进行技术研发，然后共享技术成果。就像港珠澳大桥，它的定位绝非是短期获取效益，而是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的关键一步。

　　比如上文我们分析的日本，政府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联合东芝等大企业设立VLSI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通产省投入巨额补助，要求共享技术成果。这才让日本半导体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市场份额超过80%，实现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至于市场化的、相对中低端的领域，就可以放开让各个公司去竞争，商业化发展。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陨落之路，告诉我们：辉煌一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未来是否会出现在当前实施科技霸权的美国身上，也未可知。

　　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的限制措施将进一步倒逼国内半导体产业自主化，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可期的，这一点，我们对中国半导体必须坚信。毕竟此时此刻，信心比黄金还珍贵，我们不能高估了对手，低估了自己。